长期深耕北京史和区域历史地理的学者、北京史研究会会长、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孙冬虎近日推出专著《辽南京》，甫一出版便引起广泛关注，其重要原因是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辽南京的历史脉络，填补了辽史研究中的相对空白。
在北京“三千多年建城史，八百多年建都史”中，北京作为辽陪都南京的建城史为其“城”转“都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《辽南京》全面介绍了辽代设置陪都南京的原因和过程，以及对城市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面的建设，全景展示了北京作为陪都南京时的城市发展情况，并挖掘出了北京作为“城”在关键历史时期的地位、作用，及对后来转“都”的深刻影响，是一部以城市为重心，以今北京市辖境为主要范围，兼及周边相关区域的断代史。
近日，围绕《辽南京》的创作缘起、核心观点、史实考辨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作者孙冬虎，采访最后他说：“读懂辽南京，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读懂北京的过去，更好地理解北京的现在和未来。”
图示：辽五京
韩师训壁画墓宴乐图
图示：辽南京城墙、城门
北京云居寺北塔
张世古壁画墓备茶图
京城古北口重建的杨令公祠
辽·龙泉务壶
北京城市史和建都史
都有正本清源的必要
北青报：请先介绍一下写作《辽南京》的缘起。
孙冬虎：在北京史研究领域，元大都、明北京、清北京这些时段，史料多，研究的人也多，成果比较丰富。即使是金中都研究，也曾有过专著问世。唯独辽南京，只有些零散的论文，没人做过系统、完整的研究，这是北京史研究的一个缺憾。
辽虽然只是北方的区域性政权，整体历史影响没那么大，但对北京城市发展非常重要。这本书最早是源于北京社科院一个北京史系列的项目，当时辽南京这块没人接。我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和地名学，入职北京社科院之后，因为单位的定位，也开始兼顾北京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，在同事的鼓励下，就把这个任务接过来了。
在我自己的学术经历中，这算是进行断代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成果，补上了北京史研究中辽代这个空白。这本《辽南京》是把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与北京城市史、区域史结合起来，不只梳理了辽南京的空间格局，还尽力展现它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面貌，也订正了之前一些论著中的学术错误。
北青报：辽南京在北京建都史上，具有怎样的地位？
孙冬虎：我把辽南京定义为北京建都史的序幕，一个开场铺垫。有人说辽南京是辽代“事实上的首都”，因此应当是北京建都史的起点，对此我不赞同，有三个原因：
第一，首先要明确这里的“都”是哪个层次的，是诸侯国的都城还是国家的首都？北京近千年来基本连续地做了国家的首都，后来者不能自贬身份、降格以求，只能以它曾经达到的最高层次也就是国家首都作为“准入门槛”，否则，北京的建都史至少应从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国之都蓟城开始了。
第二，首都是国家法定的政治中心，只有“法理上”的首都，没有所谓“事实上”的首都。辽朝第一次把历史上的北京定为陪都，得到了此前作为北方军事中心时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，但其政治中心在辽上京，而不是境内经济文化发达的南京。比如，即使以最宽泛的标准统计，从辽圣宗统和二十五年（1007年）到辽上京，至辽朝结束大约120年，皇帝平均每年驻在南京的时间只有6天，这哪里是一个国家首都应有的政治表现？
第三，辽南京让北方少数民族看到了在这块地方建都的可能性，形成了一个“前有车后有辙”的建都传统，客观上具有社会心理的引示作用。
辽之后，金、元、清等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都选在北京建都，除了这里的天然形胜之外，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辽代曾经设置陪都的影响。严格说来，北京建都的正式起点是金中都，这是第一个有朝廷正式诏令定都的、法理上的国家首都。金中都以后各朝的选择，客观上抬升了辽南京作为北京建都这场史诗大剧“垫场戏”的地位，但它也只是拉开了帷幕而已。这是后人回溯历史时得到的认识，辽朝人当然无从预料自己还有这样的作用。
虽是陪都
却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
北青报：辽代实行“五京制”，辽南京并非首都，却在历史中分量很重。在经济、文化、战略、民族格局上，其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些地方？
孙冬虎：辽南京虽是陪都，但绝对是辽国五京里最有活力、最重要的一个，它的不可替代性，方方面面都能看出来。
先说经济，它处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的农耕区，是辽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，农业、商贸都比北方的游牧区强多了。这里也是辽国人口最多的城市，光这两点，就是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。
文化上更不用说，它是辽朝文化最发达、教育最完善的城市。有贡院，是科举中心，完全延续了中原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体系。契丹的贵族们在这里长期受汉文化熏陶，很多契丹官员的汉文化水平相当高，擅长作诗，通儒家经典，契丹文化也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汉人的生活。当时的辽南京，就是汉文化和契丹文化深度交融的核心区域。
战略上，它是宋辽战争的前线枢纽，是契丹向南进军的桥头堡和跳板。从地理上看，这里“进可攻退可守”，是辽控制燕山以南的战略要地。燕山一线本是中原王朝的军事地理屏障，被石敬瑭献给契丹后，宋朝在北方无险可守，数次北伐也未能收复失地，订立“澶渊之盟”后才以白沟河为界，由此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局面。
还有民族关系，辽朝实行“因俗而治”的政策，“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”，农耕区用汉人的制度，游牧区用契丹的制度，尊重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不搞文化上的威压强迫，更没有对汉人的肆意杀戮。与此后的元、清两朝相比，这是文明且符合社会实际的民族政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辽南京成了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相互交融的关键节点，为后来多民族政权在北京的统治奠定了民族认同的基础。
为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
埋下最关键伏笔
北青报：今天的北京，还能找到哪些辽南京的痕迹？它为后世城市的构建与发展埋下了什么伏笔吗？
孙冬虎：现在北京能看到的辽代遗迹并不算多，基本以宗教建筑为主，比如天宁寺塔，还有门头沟、昌平等地的一些寺庙。辽南京的城址、格局这些信息，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相互印证的结果。
辽南京的城址，大致就是今天北京的广安门一带。这片地方跟商代以后的蓟城、唐代的幽州城是重叠的，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核心原点。辽圣宗时把幽都县改称宛平县，大致对应今天北京西城直至西山的大片区域；析津县对应东城及其附近的乡村区域。到了金代，把析津县改成大兴县。大兴、宛平两个附郭县，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把县治迁出北京城。它们在理论上分管陪都或首都的东西两部分，但城里和近郊的民政事务实际由警巡院、五城兵马司、步军统领衙门等专设机构管理。
辽南京为后世城市的构建和发展埋下的伏笔，空间、建制、文化方面都有。空间上，它延续了唐代幽州城的城市框架，金中都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建的，这就奠定了北京西南城的空间基础。建制上，除了宛平、析津二县之外，南京留守既管军事也管行政，这类军政合一的管理模式，为金中都的都城管理提供了参考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确立了北京作为燕山以南区域中心的地理定位，形成了在此建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认同，让后来的金、元、清等政权自然而然地把建都的目光放到这里，为后来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。
多方史料互证
修正固有认知
北青报：辽代文献相对有限，您在写作《辽南京》时，主要依托哪些材料？有没有较少被人注意的关键史料？
孙冬虎：传世文献少，是研究辽代最大的难点，所以我写《辽南京》时，就想着“多方史料互证”，能挖的材料都尽量挖。
文献方面，以《辽史》为核心，同时广泛采用了宋朝使者的使辽语录、行记，以及墓碑、墓志铭等。除此之外，还参考了北京的古地图、地方史志，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。
其中几类较少被人注意的关键史料，在研究里起了大作用：第一类就是宋朝使者的行记。苏颂、苏辙、沈括、陈襄等，到访辽南京或辽上京之后，留下了各自的见闻记录，包括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刘敞等多位使者在内，也写了不少诗歌，反映辽南京的地理风物、社会面貌、经济状况等，对双方的外交礼仪和程序，甚至饮食、风俗都有详细记载，这些汉文史料正好补上了契丹文献的不足；
第二类是辽代的佛经刻本，比如山西应县木塔维修时发现的那些经卷，记载了刻经的地点、人物、坊市，为考证辽南京的坊市格局、街道名称提供了直接依据；
第三类就是各类墓志铭和碑刻，很多辽代官员和士绅的墓志铭，记载了他们的籍贯、职位、葬地，有助于精准考证辽南京周边的村落等地名，让辽南京的空间格局更清晰。
北青报：系统梳理辽南京后，哪些历史细节、制度或结论，修正了您之前的认知？
孙冬虎：系统研究辽南京的过程中，不少固有认知得到了修正，其中最深刻的，就是对辽朝的民族政策和契丹人的汉文化水平的重新认识。
在这之前，我们总有一个笼统的印象，认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文化落后，主要靠武力统治。但在研究之后发现，辽朝实行的南北面官制，尊重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，这就促使我们修正固有的认知。
同时，契丹人的汉文化水平，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辽国的贵族，包括南京留守等官员，好多都在主动学习汉文化，会作诗，会写文章，精通儒家经典。辽南京的科举制度、文化教育跟中原王朝几乎没差别。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在这儿的交融，不是简单的叠加，而是深度融合。
除此之外，有数以百计的论文或著作说，契丹在文化上志在“学唐比宋”，但作者却又不注明出处，这就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出自辽人之口。我经过一番追索查对才发现，这实际上是当代辽史专家陈述先生所做的概括。经过这样追索的过程，今后就可以避免此类不讲出处、不合规范的征引了。
坚守严谨治学
读懂真实北京历史
北青报：您从事北京史与历史地理研究数十年，能否和读者分享一些与辽南京相关、让您难忘的治学瞬间？
孙冬虎：这类难忘的瞬间很多，今天只讲最近的一例，就是探寻宛平县名由来的过程。
宛平县自辽圣宗开泰元年（1012年）定名到1952年撤销，存在了940年。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含义，从《大元一统志》开始直至当代论著，都在“前赴后继”地抄录前代旧文，说它出自东汉刘熙《释名》中的“宛然以平”这句话。但令人奇怪的是，无论古人还是今人，谁也说不清什么叫“宛然以平”。是看起来地势很平坦吗？宛平县的西部区域是西山，何来地势平坦？于是，我忍不住动手查书。这才发现，刘熙《释名》里根本没有所谓“宛然以平”，原文是“燕，宛也，北方沙漠平广。”意思是：“燕”与“宛”的古代读音相近，燕地以北（或其所处的北方）有平坦广阔的沙漠。辽人为幽都县更名时，确实是从《释名》里取词的，他们理解“燕就是宛”，于是选出“宛平”二字作为新县名，“宛平”就是“燕平”，寄托对于燕地平安的希望。《大元一统志》造出了半通不通的“宛然以平”，后世只顾抄书而不察。
详细的考证过程，我以《源于误解的“宛平”命名》为题写了一篇短文，发表在《北京纪事》2025年第9期。
这样的过程使我强化了一个认识：历史研究，严谨是第一要务，精读原典、交叉验证是根本方法。很多学术错误，并不是因为史料不足，而是因为研究者不读原典、轻信二手材料，甚至想当然地下结论。另外，对于专业名词也要小心谨慎地查证。
比如《辽史·地理志》提到南京城有“战橹”，从字面上看似乎与战船有关，但我总感觉不太对，通过揣摩原典、查阅古建筑辞书，我才明白它是城墙上的临时御敌设施，避免了望文生义。
再如，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佛经，有题记作“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”。不止一位论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“颊”字的存在，从而认为檀州街是东西向，相当于当代的广安门内外大街。实际上，“门南颊”就是“南门脸儿”，如此一来檀州街只能是南北向的。据我的同行们考证它靠近辽南京城的东北隅。此类细微之处，不可不察。
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
记住三个核心结论
北青报：最后，您最希望今天的读者从《辽南京》这本书里，读懂并记住什么？
孙冬虎：我最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，记住三个核心的点。
首先，明白辽南京的历史定位。它是北京建都史的序幕，是北京从区域性城市走向国家首都的历史转折的前夜和铺垫。这本书也可以为北京城起源于广安门内外的蓟城补足历史的链条，纠正其他的认知偏差；
其次，记住客观、理性的历史观。研究和解读历史，不能盲从某个阶段的需要，而是要回到历史情境，客观地看待历史。比如辽宋之间的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，既有斗争，也有交融。再比如对石敬瑭、契丹统治者这些历史人物，不能用当代的政治标准去评判，要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客观分析，这是读懂历史的关键。
最后，记住北京的多民族基因。历史上的北京从先秦时期开始，就培育了多民族交融的基因。这是北京鲜明的城市底色，也是北京能最终成为多民族大一统王朝首都的核心原因。今天的北京，是一个对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际化大都市，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基因，在辽南京时期因为得到了国家“因俗而治”的制度保障而发展壮大，并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。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，能更深刻地明白北京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，这份多元交融的遗产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传承。
同时，也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学术研究对于严谨性和规范性的要求，尽量从文献和考古成果中获得准确的认知，将传说与史实区分开来。比如《辽史》没有一个字提到萧太后主持开凿运河，大约在明代以后才把金口河的一条故道附会在她身上，这才有了民间熟知的萧太后河。梳理这些看似细节问题，实则是对历史的尊重。
文/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
编辑/汪浩舟炒股配资官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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